社会记忆理论认为，社会记忆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题。口述历史档案的制作、形成乃至开发利用都是挖掘埋藏在过去的记忆宝藏，可以看作一种社会记忆建构的过程，然而，在当前多元化的社会中，建构一种多元化的社会记忆仅凭口述历史档案很难取得成效。多元立体的社会记忆建构，有赖于口述历史档案与其他记忆媒介之间的互构，从而达成一种理想的社会记忆建构效果。鉴于此，研究口述历史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互构机制，透析口述历史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具体过程和脉络，把握口述历史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形态、特点、功能，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口述历史档案这一新兴事物和创新研究社会记忆理论具有重要意
义。
1 研究缘起
1.1 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当前社会发展越来越彰显多元化的魅力。在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中, 人的主体形态并不是抽象单一的，而是具体多层次、多样化的。主体本身的多元化意味着社会记忆的建构必然要走向多元化、立体化，以满足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随着我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民主力量开始兴起，民众的民主意识普遍觉醒，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民众对话语权与记忆权的诉求。如何顺应民主时代发展的需要，打破上层社会对话语权与记忆权的垄断，维系底层民众的话语权和记忆权，让缄默的底层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口述历史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
1.2 单一媒介建构社会记忆存在缺陷
        社会记忆的媒介是多样态的，不仅有档案、书籍文献、口述、实物、遗址遗物，还有各种行为仪式、庆典、社会规则等。不同的记忆媒介有着各自的特点，在建构社会记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传统档案文献作为社会实践的原始记录，一向被看作是权威的记忆媒介；文字文本多姿多态，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知识营养；口述历史档案作为新兴起的档案类型，让社会上“失声”的弱势群体有机会将自我经验通过回忆叙述进行自我呈现。［1］然而，要建构多元立体的社会记忆，仅仅依靠单一的记忆媒介难以实现。即使被视为权威的档案文献，其真实性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档案形成者的认识、地位、立场、观测角度等诸因素的制约，使档案内容的记载与历史真实存在一定的距离，有的甚至与历史真实大相径庭，在我们所存藏的档案中，这种现象并非为个案。”［2］同时，口述历史档案因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真实性备受质疑。“口述历史正在步入想象、个人记忆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研究者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3］“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是总的来说都是保存了‘一大堆废物’。”［4］因此，无论是口述历史档案，还是传统的档案文献，或是其他的记忆媒介，都难以单独建构真实的社会记忆。
1.3 社会互构理论的启迪
        社会互构理论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为元问题和基本问题, 从社会学基本理论和方法上对两大社会行为主体的互构共变关系进行分析和阐释, 并着重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现实经验事实进行研究和刻画。简言之,“社会互构论是关于个人与社会这两大社会行为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所谓互构“, 是我们对参与互构主体间的关系的本质刻画, 即指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的关系”。［5］社会互构论强调互构关系中互构主体多元性、互构时空多维性等特征，并注重研究主体在不断互动中所达到的现实结果。社会互构论一经提出便受到社会学学界的重视，并逐渐被教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接受。那么，在当前多元化的社会中，口述历史档案与其他记忆载体是如何通过互构机制来共同建构社会记忆的？在社会记忆建构过程中，其各自将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和“互构共变关系”？它们之间的互构又将达成一种怎样的“现实结果”？社会互构理论对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2 口述历史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互构形态
2.1 口述历史档案之间的互构
        在建构社会记忆的过程中，口述历史档案内部始终存在着互构关系，主要包括：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构，受访者之间的互构，口述历史档案的互构。
2.1.1 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构
        “口述档案是作为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保存的口述凭证，它产生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也就是凝结了双方的劳动结晶，是访谈者与受访者的合作成果。”［6］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采访者与受访者并非只是简单的你问我答的重复性谈话，而是在互动中完成对过去的选择、激活、提取、展现，这种交谈过程同时是受访者与访谈者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或访问者）与受访者是基于平等的立场，积极参与谈话沟通，在整个过程中借由双方的互动，达到相同建构现象或行动的意义。”［7］因此，在口述历史档案形成过程中，采访者根据一定的目的设定访谈主题和访谈框架，倾听受访者的回忆，挖掘所需的声音资料。受访者根据自身经历和认识有选择性地进行回忆叙述，将存储在头脑中关于过去的隐性资料提取激活，将沉寂的过去再次活生生的展现出来。访谈者与受访者在访谈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又互相依赖。正是通过二者的互构，过去无声的记忆再次被激活，鲜活地跳跳跃在当前的历史舞台上。
2.1.2 不同受访者之间的互构
         受访者视角和观感的局限性带来的不仅是回忆的片面性，更可能的是回忆的不真实。即使最愚蠢的研究者也应该明白，在口述访谈中不可偏听一人之见。因此，访谈者必须考量受访者作为见证人的可靠程度。正如英国口述史家约翰·托什在其著作《史学导论》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对个体受访者的可信度不应予以过多的信任”［8］虽然单个受访者的回忆可能包含片面甚至失实，然而研究者不应忽视这些丰富的史料，而应本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理念，努力做到“听其言，观其行”，认清记忆的特性，熟悉处理记忆的技巧，意识到它的局限性，通过对不同阶层、立场、身份、年龄的受访者进行访谈，并对他们的回忆进行比对鉴定，实现受访者之间的互构，就有可能够开掘出其中的宝藏，建立多元立体、客观真实的社会记忆。
2.1.3 不同口述历史档案之间的互构
        由于受访者在不同时期对某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认识和感受，不同时期所形成的口述历史档案或有所不同，甚至会出现矛盾之处。不同的口述历史档案可以相互丰富补缺，相互印证事实；不同受访者由于历史视角、立场、身份、认识能力存在差异，所形成的口述历史档案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因此，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受访者所形成的口述历史档案会通过互构来建构不同面向的社会记忆。从这一角度来看，不同的口述历史档案可以通过互构来实现多元立体、客观真实社会记忆的构建。因此，研究者在对待口述历史档案时，一定要有全局和发展的眼光，研究不同的口述历史档案，不可局限于单个的口述历史档案和听信孤证。
2.2 口述历史档案与传统档案的互构
        传统档案可能存在着信息流动性差、内容缺失、记载失实的缺陷，因此，口述历史档案可以在载体、内容、建构社会记忆真实性方面与传统档案进行互构。首先，口述历史档案通过电磁介质载体来收集“过去的声音”，具有易于复制传播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纸质档案固定封闭的缺陷；其次，口述历史档案具有“明显的叙述性”，“也正是由于叙述性反映了口述历史的生动性，从而使更多的人有兴趣来阅读和倾听口述历史”［9］，而传统档案一般比较枯燥，无法引起用户的兴趣，口述历史档案与传统档案的互构可以使社会记忆的建构更加丰富生动；再次，“从自身来说，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档案与传统的文献资料相比具有其独特之处。最明显的是它可以作为传统的文献资料的补充，因为文献资料过分地局限于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的记载，而广大人民的历史不是没有被记载就是被歪曲记载，这显然是有悖历史的真谛的。正是如此，更加体现了口述历史的优势———民主性。［10］
2.3 口述历史档案和其他记忆媒介的互构
        人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承载着人类记忆的媒介也是千姿百态的。“社会记忆的传递媒介，也不只是出版物，还包括口述（日常对话与述说）、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媒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联的地形、地貌等等）所传递的各种记忆。因此，凝聚一个社会（及各层级社会群体）的‘记忆’是一种相当多元的、易变的综合体。”［11］除了传统档案、口述历史档案之外，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记忆媒介还有文字文本、遗迹遗物、仪式等。
2.3.1 文字文本
        文字文本的书写内容比较系统，便于记载和保存，但是文字文本的书写对个人知识能力要求较高，同时与政治权力息息相关，因此文字文本的书写权和阐释权一般掌握在知识精英和上层社会手中，一般社会民众很少能够涉及。相较于书写规范严格的文字文本，通过口述方式来记录过去的口述历史档案，制作形成较为容易，对个人的知识和能力要求较低，男女老少都可以通过口语来讲述自己的过去，从而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建构独特的社会记忆。“口述史能够拒绝语言强势,可以用各种语言操演, 其听众既可以是权贵, 也可以是‘贱民’。”［12］社会上很多有特殊经历的老年人，他们年轻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掌握书写能力，以致埋藏在内心的故事长期无法向外界倾诉，口述历史档案的兴起为他们提供了表达自我的方式和平台，弥补了文字文本建构社会记忆存在的缺陷，并通过与文字文本的互构，建构更加多元立体的社会记忆。
2.3.2 遗迹遗物
        遗迹遗物具有直观生动的特点，可以通过“蛛丝马迹”激活人们沉睡的记忆，让人们直观地触摸到历史本身。但若没有口述历史档案、文字文本等其他媒介的配合，有些遗迹遗物难以理解（如某些无字的碑文）。利用口述历史档案对难以理解的遗迹遗物进行解读，可以辅助人们了解认识某一遗迹遗物。当前很多旅游胜地都配有口述历史档案（有人称之为口述录音资料），这些口述历史档案与文字文本、实物景观相互配合、相互辅助，共同呈现生动的历史画卷。如老舍故居、茅盾故居、巴金故居等旅游景点都配有这些名人生前的口述录音资料，游客们借此可以了解这些名人的生平故事、奋斗历程及当时的社会背景。
2.3.3 仪式
        仪式并不只是一个表演过程，仪式的反复操演、展示，都是某个群体记忆的复活、再现与强化的过程。仪式的生动性戏剧性强化了其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作用和功能。由于文本的教育枯燥乏味，在效果上远不如生动活泼的庆典仪式，加之现代传媒技术的应用，仪式活动的传播范围极广，公开性与公共性都得到极大的提高，所以仪式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记忆功能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来越有增强的趋势。［13］但是仪式在建构社会记忆时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口述来共同传达意义，建构记忆。如在苗族的丧葬仪式中都有为死者招魂并请“开路师”（即主持巫祀仪式活动的歌师）“开路”的仪式：巫师口衔银币，大声直呼死者的名字三声（呼叫到最后一声时要按照父子联名制代有死者父亲的名字），这才正式“开路”。“开路师”口述内容包括开头语、死者生平、叫魂回家及一代代的父子联名，以及对神话中的人物“亚鲁”的叙述。［14］在这一仪式中，巫师对死者及先人的口述内容是整个仪式的重要部分，口述与仪式“共同传达意义”。

3 口述历史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互构功能
3.1 补缺功能
        由于传统记录的空白而造成社会记忆断裂，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法弥补的，而口述历史档案的兴起使人们重拾希望。对于某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通过对历史经历者或见证者进行采访，收集保存他们的声音记录，可以弥补过去的空白。例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记录并不丰富，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杀中饱受屈辱蹂躏的人民的相关记录几乎没有。为了留下宝贵的历史证据，以澄清史实，为大屠杀中死去的千千万万同胞伸冤，我国有识之士呼吁抓紧时间建立相关口述历史档案，并四处奔走采访一些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南京大屠杀”亲历和目睹者，收集他们的回忆口述，为我们了解历史、铭记灾难提供口述历史档案。日本侵华教育研究专家齐红深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 如果没有亲历者记录这段特殊而惨痛的历史，这个损失我们谁都无法负担得起,现在做这些都有些晚了，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过去的事件,亲身经历的老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减少。如果再不把证人、证言、证物保留下来，这将成为一段无法弥补的空白。”［15］
3.2 拓展丰富功能
        自古以来，国家上层社会和各界精英都有官方文献记录其活动足迹，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档案馆的文字档案、文献“正史”多为这方面的记录。“依据官方文献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无疑就是官方史学立场。这种历史学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但是隐藏在这种历史之中的曲曲折折，就很可能没有表达出来、写作出来。”［16］口述历史档案与一般档案价值互补，可以完善文件档案宏观抽象，反映微观细节的不足，能够突破文件档案的避讳，揭示更多的历史真相和背景关系。口述历史档案的素材正是来自于地方和民间，所记录的正是名不见经传、甚至于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和思考，他们也许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或参与者，但更多的是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所以它反映的是一种大众文化和大众记忆内容。建成口述历史档案不仅能充分地展示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不同经历、个人观点，使历史更具个性化和更为真实，还显示了在官方文献中易被忽视的一种更深层和更复杂的情感。“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否定预料外的结论，而在于欣赏这一没有预料到的发现。尽可能的将不同的声音都反映到这个故事中来，口述历史不是简化历史的描述，而是使它更加丰富，也更加有趣。”［17］
3.3 互证功能
        由于权力的介入，档案人员成为“现实的政治结构和权利关系的共谋”，档案文件开始产生了“腐败”，因此，社会记忆的研究者认为那些史料会不完整，夹杂错误，甚至写来混淆视听、误导他人的。通过采访历史的经历者或见证者，将形成的声音资料与传统的资料研究比对，互鉴互证，可以告诉人们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如上海大学的潘玉民教授所言，口述历史档案可以“纠正文件档案内容的讹误，勘辨成说”。［18］改革开放后，为了调查研究当年山东冠、威地区的义和团活动情况，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生曾在1980 年和1982 年赴山东威县属于冠县十八村进行口述访查。他们对历史事件的目睹者和知情者进行口述访谈，形成了大量的口述资料。他们将所收集到的口述资料与官方文献进行反复比对，发现二者存在某些矛盾之处，通过进一步挖掘研究，他们发现关于当年义和团活动地区的官方记载有诸多错误之处，如临清十八村不在冠县
十八村以南的小芦，而是在冠县十八村以北，而且分隔成两片“飞地”。［19］在这次调查活动中形成的口述历史档案纠正了官方文献记载的错误，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这说明了在还原历史、建构真实可靠的社会记忆时，口述历史档案与传统档案、官方文献之间可以进行互证，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4 口述历史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互构特点
4.1. 共建性
        作为记忆媒介的传统档案、文字文本、遗迹遗物、仪式等，与口述历史档案一起共同建构社会记忆。在建构过程中，它们发挥自身的功能建构社会记忆的不同面向，彰显社会记忆的丰富性。同时，这些记忆媒介彼此联系，互相支撑。口述历史档案、传统档案、遗迹遗物、仪式、等记忆媒介一般需要以文本为基础，只有这样，建构起来的社会记忆才便于理解、保存和传承。文字文本虽有明确的含义，但难免枯燥，不够直观生动，因此，有时需要转化成实物、仪式等更为直观生动的媒介来表达自身的含义，尤其在当前信息时代，这些媒介间的转化更为便利。由于各种媒介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在建构社会记忆中存在不足，因此，它们之间通过互构，能够互相弥补彼此的不足，以此共同建构丰富立体的社会记忆。比如，人们在口述采访历史当事人时，还可以从他们保存的资料或实物中，帮助他们重建过去，不管是日记、书信、证件、手稿、毕业纪念册、照片或者是过去使用过的日用品，都有助于受访人的记忆，也为访问人提供最佳的证据。［20］“口述史家利用相片和熟悉的物品来协助回忆。用家庭相片、简报、信件来唤醒原本就已经遗忘的记忆。有些访谈者甚至还可以嗅觉为实验，研究不同味道所能诱发出的记忆。”［21］马长寿先生在调查咸丰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事件时，为了能反映出社会的不同面向，他通过走访的方式，不仅收集了大量的口述访谈资料，同时收集了与回汉地区有关的文献和实物，无论是府志、县志、乡土志还是碑碣和墓志铭，只要能够表达与起义有关的某一点，马先生等人便把它们收集起来，经过互相勘对、比较、支撑，就能够还原一个立体真实的历史原态。［22］
4.2 共变性
        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各种记忆媒介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地位也发生变化。口述历史档案与其他记忆媒介在建构社会记忆的互构关系中，一方面互相弥补支撑，另一方面也不断促进各种媒介的演化创新。例如，仪式的生成往往以文本为基础，而文本也会因解释仪式的需要而被不断地改造和创新。同时，伴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记忆媒介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地位、功能也发生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各种记忆媒介在建构社会记忆中具有不同的
地位。在先古时期，由于人们处于野蛮懵懂状态，对大自然无比崇拜，人们尚未建立文字，那时的记忆媒介主要是各种仪式，用来祭拜天地自然和先人祖宗，依靠口传来述说先人故事和教育后人；进入奴隶社会和后来的封建社会后，人们建立了文字，自此文字书写和文字文本、档案记录成了记录历史、保存传承记录的重要媒介，而口传和仪式的地位不断下降，退居次要地位；在近现代社会，受后现代视角的影响，史学家不再局限于文字文本和官方档案记录，重新认识到口述历史档案、遗迹遗物、仪式等多种记忆媒介的价值，记忆媒介的演化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及其开发利用策略》（项目编号为12BTQ047） 和上海大学图情档学科建设与培育项目《口述历史档案价值实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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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档案学研究》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