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述史资料的解读，应该遵循历史资料解读的基本规律，具体分析其中蕴含的内在机理。同时，由于口述史自身的特殊性，在解读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一些与之相关的复杂问题。本文尝试从影响记忆的因素入手，力求找出解读口述史料的一个切入点。
一
        对记忆的探讨由来已久，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到笛卡尔，都把记忆当作维持永恒同一性的先验保证，柏拉图认为“记忆”是人对降解前的理念世界的回忆[1]1。奥古斯丁认为“记忆”在心灵上是上帝惠临召唤的居所[2]2，笛卡尔认为“记忆”是填充“我”的极积性端口而维持自我统一性的主体能力[3]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贝克尔便将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4]4。在口述史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记忆是口述者所经历事实与大脑的结合，其核心问题是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并不是持续不变的，也不是简单的影响与制约。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意识到，人的精神意识可能会处于不同的高度，它时而会接近个体的行动，时而会远离行动，这种变化取决于我们对问题的注意程度。那些看来复杂或简单的精神心理状态，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全部个性的张缩表现，这种变化深受个体行动的制约，个体机能的功利性在这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地，个体的机能主要指向行动。
        在个体记忆形成的心理机制中，记忆对象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综合体。粗略分析，我们可以把记忆对象分为身体内部和外部两大组成。在身体内部又可分为身体的、精神和心理情感的几种记忆区域；对身体外部而言，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也不论是声音还是色味，所有的刺激都会使个体产生反应，形成记忆对象。在诸多记忆对象中，对身体内部的记忆要比对其他的记忆较为长久和深刻，特别是当外部刺激作用于身体并给身体留下印痕、个体情感也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时，个体对此的记忆往往是终生的；并且，不管什么时候，他都能把发生时的详细场景逼真地回忆起来。
        记忆过程具有高度复杂性。可以说个体回忆本身是混乱的、不确切的，它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想象。从心理学上讲，在记忆当中输出神经是一个形象，大脑也是一个形象，通过感觉神经到达大脑的干扰也是一个形象。但是，这些神经和神经中枢都不能构成作为记忆的对象，外部形象需要通过神经中枢，进入个体大脑，然后对个体的身体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变成记忆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外部形象通过把运动传递给“我”而对“我”产生了影响；作为个体的“我” 也以运动的形式反作用于外部形象并对之发生影响。在这种运动之中，一些中间步骤在影响着信息传递的趋向和信息量的多少，而对中间步骤影响最明显的就是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指空间上的远近，也包含着时间上的差异和情感上的心理隔阂。但是，不管事情如何进行，世界不会因为“我”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记忆中的变形，是“我”认识加工的结果，而“我”的认识又与“我”的利益取向相联系，可见记忆是与个体的利益观念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大脑仅仅是个类似于电话中心交换站的器官，其功能是让信号通过或延迟通过，把接收的信息传输到一个特定的选择反映器官。对于接收到的运动信号，大脑好像是分析器，对于执行的运动，大脑似乎又是选择器。
        在生物反应方面，有一条严格的规律在联系着个体意识知觉的效力和生物支配的行动的强度。知觉反应速度直接影响着行为的方式，它反映的越迅速就越容易把机械反映和直接刺激混淆起来，使反映近乎于纯粹的知觉。按照生物解释，知觉一经产生，就必然会唤起记忆，而这种记忆和知觉一样并不要求有某种大脑状态作为它真实而完整的条件。联系到个体记忆，在面对外来刺激时，个体对它适应时间越长，越能把刺激的不同因素分解开来，反应的越会全面精确。在这里，时间仿佛成了过滤镜，长时记忆似乎更为准确和深刻。情感是历史事件作用于历史认识主体的结果，是主体的一部分，它不仅在被访者的头脑中保留的时间长，易于回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真实可靠的。情感状态本质上和“我”的个性有关，当着“我”不存在时，情感状态也随之消失了。在记忆当中，这样的情感状态常常是通过失去强度、获得扩展性来获得，个体在失去情感强度的同时变得善于表现，当他在这方面积极努力时，痛苦油然而生。任何痛苦都包含着一定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徒劳无功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简单地看出，知觉表现的是身体的反应能力，而情感表现的是身体的吸引能力；换句话可以这样说：我的知觉在我的身体之外（指向外部），我的情感在我的身体之内（内心体现）。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不存在不包含情感的知觉，情感仿佛是从外界进入身体内的结合部。情感也如同知觉一般，存在不同的类型，并且如同知觉类型一样，是不连续的、常被一些间隔所分开，外界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就起了弥补这些间隔的作用。在现实当中，从行动意义看，我们的情感常常被翻译成一些视觉、触觉及其他表现符号，形成一些相应的视觉、触觉扩展符号与行为。在一定意义上，知觉可以被看作外界事物对我们施加的影响，我们与被知觉物体之间的距离的真实标志是外界事物施与我们“危险”紧迫性的大小，标志着希望实现的时间远近。
        记忆当中的形象，会不断地与我们当前的知觉混合在一起，甚至会取代当前的形象；形象的存活，目的在于应用。知觉是记忆发生的前提，除了借助知觉以外，资料或对象在记忆中不能直接发挥任何作用，而记忆则意味着知觉的终结；记忆只有在它介入知觉的空隙中并借用知觉来表现实体形象，才能变为切实的记忆；二者常互相渗透并通过身体内细胞的转换来实现介质的交流。记忆在强化着知觉、丰富着知觉，这种趋势是一直不间断的，并且知觉因此而变得更加广泛，还将越来越多的信息补充到自身当中。记忆一有机会开始运作，知觉就会结束；反过来，知觉的不断运动，可以进一步强化记忆。运动是引发知觉产生的主要手段，个体记忆的效果也在运动中得到了强化。当然，我们不否定个体之间的知觉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记忆区分———在此，大脑是一个行动的工具，而非表现的工具。
        按胡塞尔的分析，记忆使感知成为过去时，而想象则使过去的记忆当下化，即当下化再现。但在情结记忆的想象中，想象虽然仍保持着当下化的现在时形式，但想象本身却掉进了过去时中，愈想的真实愈固置为过去的事态[5]。
        在分析记忆形成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考察记忆的结果。从对记忆的分析来看，独立的记忆总是沿着时间的顺序发生，收集着一个个形象，仿佛我们的身体及其环境从来就仅仅是这些形象当中的一个，最后的形象则是在我们任意的瞬间里，从当前的总体中截取部分片段的形象。事实上，对当前对象的认知，受引发对象（如口述访谈者）信号的影响，也受主体做出反应的影响，比如受到一些特定暗示，主体就会有与之相关的记忆反映。
以对一篇课文的学习，现在我们比较两种回忆模式：对阅读的回忆和对课文的回忆。在对前者的回忆中，每次连续的阅读会带着各自的特征重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能够再次看到这些阅读和阅读时的情景，不同阅读之间的区别，在于它在我们经历中所占时间的位置，在个体的记忆中，它是以像我们生活中的独立明确的事件出现的，这些事件的形象都是印在我的记忆里的回忆，它的本质是有时间规定性的，因而不可能再次发生；对它的后续阅读，只会改变其本来性质，不会改变事物的固有形象；它被存在于我们的知觉里，可以被随意扩张或缩短，任何因素都不会影响主体对它的认识与把握。而对课文的回忆，却具有习惯形成的特点，像习惯一样，它首先要分解动作，再把分解的动作重新组合为整体，所有的信息被储存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记忆系统之中，这些信息按照原来的顺序相连结，在大脑中占据着长度相对固定的空间。对课文的回忆，哪怕是些许的片断，也需要一段明确的时间；即使是以想象的形式出现，也得占用一定的时间，用时间的推移来向我们表达回忆的整个过程，于是，这种回忆就变成了一种活动。课文学会后就不存在对原型的背叛，离开表现也照样可以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发现，每次阅读后的收获就是对课文的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6]。简而言之，对以上的分析可以概括为：在第一种回忆中是以“记忆———形象”的形式记录我们生活中每一阶段的事件，它不忽略和隐瞒其间的任何细节，保留着事件的基本原貌，对所记忆事件的实用性考虑甚少，只是出于本能把它保存起来，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这些形象来与今天的事件进行比对，以此来说明某些需要。在第二种记忆里，是以“习惯（运动）———形象”或“想象———形象”的形式进行的，受当前行动的支配，并且顾及未来。但是，前者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完美无缺的，如果不受时间的影响，它只会在记忆中保留时间和地点并勾勒出事件的全貌，其再现事件的不确定性与保存事件的忠实形象相差无几。与此相反，对课文的记忆却会忘掉时间地点，使我们的记忆越来越多地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它的存在更多地依赖于个体意志。
        个体的记忆是分层面的，不同的知觉形式产生不同的记忆层面。如注意性知觉中，大脑皮层不断迭出地制造着新元素，使记忆指向更加深远的材料，并不加影响地和原有信息共处；在回顾性知觉中，所涉及的所有元素都处于互相制约和影响的状态，每种元素都要找到自身的返回路径，记忆所指向的是知觉所注意的核心点。在记忆的不同层面上，所有的信息都会被多次重复，大脑的同样构成也可能在类似的方式层面上运行。得到了精确定位的个人记忆，整体地构成了个体记忆当中最大的圆圈；这种记忆在本质上是瞬间可逝的，且非物质化性特别强烈，它可以与当前的知觉相处得浑然一体，原来的记忆境况在这里保存得完好如初。外界的引导会使这种记忆变得敏锐而深刻。但是，个体的生理或精神疾病会影响这种记忆。
        语音和单词可以给个体留下深刻的记忆，但条件是要么个体听得这种语言较多，给个体留下特别深刻的知觉反应；要么个体对这种语言完全的理解，明白被知觉的声音怎样与记忆说话，形成“声音———印象”的记忆模式。青少年阶段语言定型期发生的声音刺激，在记忆的深刻性上远远逊色于语言学习期。记忆中的失语症，常与外界环境的变化与个体生理状况存在很大关系。失语的时候，听觉记忆还是存在的，因为它所联系的正是记忆的表象，而非真实的语言，也正是通过原来形象才使得记忆得以完成。对声音的知觉将唤起听觉记忆，而记忆又将激发表象。如果讲述者跟随采访者的思路入手，并且借助词语形象，很容易对原有的听觉记忆产生反应，并给与较为清晰的复原；但仅仅从词语形象本身入手是很难达到这样目的的。
        记忆研究表明，年纪大的人受影响的主要是短期记忆。一般来说，个体回忆时首先要对记忆进行分类，并以一定方式加以整理，以便能迅速地把所要回忆的内容反映出来。在回忆的过程中，个体除了还原事实的原有图像外，还往往借助其他情景图像来加以证明。

二
        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解读方式，并在解读的过程中以方法的突破来求得发展，历史学更是这样，它表现为现代人对过去的解读。由于它以历史事实为基础，解释历史绝不能随心所欲，因而具有相对客观的一面。对历史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复原历史，并从中吸取一些可资借鉴的成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历史无法完全复原，无法像一面镜子那样完整地投射出历史画面。口述和任何的历史记录一样具有断续性，不可能“再现”已逝岁月的原本。解读口述资料，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从零乱的资料中找出它们的次序，并发现其中的意义。
        口述史的解读，必须考虑现实社会人们的心态。由于在访谈的过程中，口述者不可避免地倾注了情感、意识，表现了自身性格等一系列心理因素，因此，在解释口述史料时也不得不考虑它们的作用。讲述者在回顾过去时的基本情绪往往是解读口述资料的关键，在这里它表明的是关于特定事件的认识与看法，而这种认识看法与自身在当时环境里的抱负实现程度、利益满足程度密切相连。从叙述中可以看出讲述者的人生蓝图和自身对它的基本判断。通过对整个叙述过程中主导思想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讲述者的言语条理程度，还可以感知到讲述者的复杂人生经历。
        语言本身就是阐释的材料。讲述者选用的语言表达形式，不管是官方语言，文学语言，还是日常用语，方言，甚至是儿童用语，记述和讲清楚这些都对口述资料的解读很重要。访谈双方的会话速度、讲述者使用的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话语转换及其语音语调，这些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凡此种种都应该结合其文化背景来理解和解释。说话时所用的不同的方式、声调和语气，比较鲜明地表明了讲述者的立场、态度，表明了它与所讲事件的关系。讲谈时如果一本正经地念一个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讲述者的严谨条理性格，也反映了它对访谈的态度。此外，讲述过程中的词语应用也很重要。比如一位在1937 年8 月参加革命的老者在访谈中讲到：“卢沟桥事变后的8 月份，我和同村的三个人就参加了学兵队，”他可以说人家动员我参加了学兵队，也可以说我去参加了学兵队，或者也可以说，我被派去了学兵队，甚至还有其他的说法。尽管社会语言的使用有约定俗成的东西，但也不可避免地要以事实为主。在此，上面提到的几种参加抗战的形式都是有可能的，他就是以事实为主来说明的，他是在部队扩兵时，响应动员号召主动去参军的。还有，在我们采访一位老者时，他开门见山地就说：“我们那全是哄他（指日军）哩，”接着他讲了一些日军的活动情况，对日军的不满只讲了用他木料没给钱的事情，其它全是日军生活情况的事情，似乎没有多讲哄日军的事情。这使访谈者感到有点纳闷，后来在访问同村另一姓氏的老者时，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先前讲述的这位老者，当时他家兄弟多，日军来了以后，抓他们办事，他家的老三（他的三哥）给日军当伪村长，他们哥几个就借着日军的声势在村里瞎害人，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一个冬天的夜里，他三哥被抗日人员从被窝里拉出来，带到十里远的村外，被头朝下脚向上吊在一棵大树上给整了一夜，从这以后兄弟们才变规矩了。文革时他三哥因此而受过整，至今全家也怕这事情，较少给人讲述。由此可见，采访中的一切都有意义，不只是语言内容表述意义，就是言辞顺序也充满暗喻。顺此推断，讲述中的错话，如口误，也是阐释中应该注意的情况。从心理学分析，口误也是连说话者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深藏于内心的愿望和解释的无意流露。
        在解读中还会遇到的语言问题是，对许多事件的意义或语言的表达方式常出现前后矛盾，这一问题在所有口述访谈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历史的前后阶段本身就是矛盾的。好的解读不应排除、相反应该揭示并化解这些矛盾。可以说，如同文献资料的解读，口述史资料的解读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不同时间、不同个体、甚至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都会有新的感知、体悟。
        此外，语调的使用也是值得我们仔细推敲的。在口述史的访谈中，语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细声慢语、抑扬顿挫等多种语调，把喜怒哀乐各种感情表现的尽在其中；语调本身就能够表情达义，这在文字史中是少见的。在语言学上，语调处于语言和非语言、言说和非言说的边界，表示一种用言辞难以表达的含义；语调对讲述者周围的社会氛围特别敏感，
既有情感成分，也有理性的流露。
        实际上，要想完整、准确地解读口述资料，仅仅靠一个简短的摘录是不可能的，必须是对包括整个文字资料在内的访谈过程的全部阐述，并且每个阐述都应与整个资料相符合。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反复地研磨言辞意思，而且也应看出画外音，要是达不到这样的境界，解读只能是不完整的，很容易落入传统的断章取义、先立论后找材料的窠臼。除了访谈过程的小环境外，我们还必须把访谈录放到我们历史的大环境去。这时要考虑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如何判读所讲述内容和其所说明的历史真实情况之间的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每一个访谈的经历摆入更广阔的、集体的经历之中；还有，通过这些材料，从什么角度来看所研究的问题。就是说，这又关系到史料在反映历史中的可靠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关系、主体意识以及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怎样看待的讲述者对生平的叙述，这也是解读口述资料常遇到的问题。口述中的许多事情与讲述者的生活经历有关，了解这个背景是阐释资料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它常常包含着被访者生活经历的精华。在现实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人人耳熟能详的自传模式，尤其是曾经参加过工作的，都有过自己的书面自传，所以在说明访谈来意后，许多叙述者都以同样的口气开头，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便结束了自我介绍，这种情况非常普通。而如果继续提问，则往往能获得完全不同的更为生动的故事，从而能从那种老生常谈的套语中挖掘出生平意义来。不可否认的是，口述叙事中存在对于个体经历的某种重塑性。个体记忆最深刻的内容，是与他关系最为密切、对他影响最深刻的那一部分。要想对口述资料进行完整的解释，还应该考虑以下几种关系[7]：
        （1）访问者与历史对象的关系历史事件出现以后，作为本体意义上的存在已经永远消逝在另一个时空维度中，我们所关注的是历史文本所产生的效果。而这些文本是由“他人”撰写的，“他人”的主体意识必然会渗透其中。一般地，口述访谈都是有准备的，访问者对其所研究的对象有一定的认识，可以说，访问者与历史对象之间存在一种“先在”的诠释关系。无疑，引导访谈者进行研究的历史文本资料会影响访谈者的“先在”诠释，这些历史资料书写者的史学观念和认识方法也必然会在访谈者心中留下印痕；当然，这种影响的大小取决于访谈者原有知识的储备和领悟能力的高低。通常情况下，访问者对历史对象的认识就是文本中的事件形象与自身认识的结合。
        （2） 被访问者与历史对象的关系被访问者与历史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被访问者具有双重身份：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与历史文本的阅读者。作为“历史事件的见证者”的角色，被访问者更接近于历史对象的历史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历史文本的“行动作者”，它可以对历史对象的解释进行发挥，渗透他的主体意识。同时，被访问者却还具有另外一种角色———历史文本的阅读者。在口述采访中，被访问者更大程度上担任和表现的是其作为历史文本阅读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成分并不是分离开的，它们共存于被访者个体之中，阅读者角色常常在影响着“历史事件的见证者”角色的正常发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阅读者身处特定的社会大环境，必然受其影响，显示出讲述的时代性———这不是历史对象的本性。因而，被访问者对于历史对象的讲述不是无限开放的，而是存在条件制约的，所受约束大小既与被访者个体同社会的融入程度有关，也与被访者的主体认识和历史对象的参与方式有关。被访问者对于历史对象讲述的发挥与讲述的受约束是相互统一的，两者存在着有机统一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与传统史学相比，口述史的主体性得到了独特的表现。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溯历史，犹如带着一副变色镜眺望远处的山景。
        （3） 访问者与被访问者的关系口述史不同于传统历史研究中的主客体模式（文献客体、研究者主体），访问者（研究者）主体的主动性被赋予了研究的客体（被访问者），研究客体以讲述主体的身份出现，表现了极大的主动性，二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互主性”的访谈运作模式，在这过程中存在着信息的交互作用和情感的动态传递。上述三种关系是共时存在的，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用网络式的互动思维来确定历史对象的意义。

三
        如何判断叙事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史料的价值所在，它根源于历史事实，蕴含在史料形成的主体意识之中。传统史学对口述史资料的真实性持怀疑的态度，他们主要认为事情过去太久，且访谈对象的年龄一般较大，体质衰弱，记忆力不好，所讲资料的真实信和准确性很难说。加之讲述的仅仅是关于个人的事情，具有偶然性特征，谈不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判读讲述事实的真实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第一，回忆主体的事件性特征，是事件的经历者还是转述者？第二，回忆时的社会大背景是什么，是在什么年代、什么场合回忆？第三，讲述者同所叙事件的关系，是同一利益集团或是利益对立群体？考虑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问题。第四，考察口述者本人的心理过渡。这几方面是较为客观的因素，通过对他们的完整了解，可以帮助判断读者分析叙事人的立场、态度、利益及其说话趋向，找出其中可能被隐藏、重构、夸大或缩小的事件信息，从而力求达到回忆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统一。
        判读资料真实性时，还要考虑到即使口述者讲述的是真实的，但他却没有看到历史的真实，即叙事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对发生在不同时段的叙事，这种描述上的歧异可能更大，比如我们采访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周围许多人都说一位刘老者曾经给日本鬼子当过警备队长，对他不太满意，尤其是看到他现在还拿着国家给他的离休津贴，心里很是不平。知道这位刘老者仍然在世，我们专门去采访了他，尽管年岁高龄，老者身体还硬朗，记忆很清楚，在访谈中他告诉了我给日军当警察的经过：日军侵占他们那儿后，把他从学校给抓了起来，最初让他当文书，他要想方设法逃走时，抗日人士通过给他的父亲做工作，要他继续留在警备队，希望他能利用这个条件给抗日武装提供情报信息，明白了留他的用意后，刘老者冒着生命危险给日军连续干了六年，在44 年冬天，他带了两个班的警备人员反正，还把守城的日军给全抓了起来，使抗日武装在没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把县城解放了。
        这里，原先人们的讲述是真实的，但它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刘老者也是抗日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认真分析事件的历史背景，否则，会出现违背历史真实下的讲述真实；尽管所得的资料是真实的，但不是真实历史的反映。我们还会注意到，即使是同一个叙事人，由于叙事背景和个人观念的变化，当他分隔几年、十几年再复述同一件事情时，也可能出现描述的差异。通过对一个老者在八十年代初写的一篇回忆录与我们采访的口述资料对比，发现同样一个关于国民党抗战的事件，在当初的回忆录中写的是如何溃退，而在口述访谈中则讲了他们参战时想决心杀敌的精神状态：“面对日本人的强劲攻击，我们也都想往回打，只是当时力量太弱，没办法；打不过才退的。”讲了当时自身武器装备的情况：“（非常动情）人家那时有飞机、坦克，咱中国可怜的飞机没几架，就和忻口一样，一个山头白天日本人攻上去，咱们黑夜再攻上去。那时飞机有，也是三五架，不顶事，坦克枪也不多，人家一打大炮嗵嗵嗵摧上，咱放一炮，人家就发五六炮，咱的炮还打的不准，再加上坦克枪后头打上，不退不行呀。打不过人家就得退离么。”通过查阅许多资料对比发现，老者在口述中讲述的较为真实客观[8]，他之所以在八十年代那样讲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还不敢说国民党勇敢抗战的情况，在他退休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老者心态也趋于平静，才比较客观地讲出了当时的情况。
        在分析一些区域性典型事件时，还应当考虑村镇文化背景。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村镇居民都均衡地占有当地口述史资源，通常只有那些受过一定的教育、喜欢关心公益事业、热心于乡土掌故搜集的人，并为本地发生过的重要事件和杰出人物作证、作传、作注，注意把乡土的历史传给下一代。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讲述，不仅有自己的经历也包括对平日收集到的材料的转述，既饱含着对乡土的感情，也由于他习惯于讲故事，对自己所述事件就难免带有很大的加工成分，这种格式逐渐演化形成了记忆的传统。与此相联系，在他生动的故事里，除叙事外，还对所述的人和事结合当地风俗习惯进行分析说明。他的这种分析，也应该给我们一定启示、借鉴，个体的行为离不开当地文化的影响。
        口述记忆的热点和凉点[9]。
        口述史是一种集体记忆，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的记忆热点和凉点。热点，就是指在地方上经常被人们提及的、并乐于言说的话题，处于集体记忆的高密度区域，它在访谈中处于中心地位，如抗战访谈中关于艰苦、战斗的诉说，关于英雄人物、重要事件的讲述。同这类事件所构成的事件相比，那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由于其自然、平淡、习以为常而往往为人们所不屑一提，属于民众身在其境、熟视无睹的世界，过分熟悉的生活和习俗，由于经常被他们自己所忽视而成了口述的凉点，它属于集体记忆的低密度区域。记忆中的这两种现象，显示了集体记忆口述史的特性。而成为记忆热点的那些事件被民众反复口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版本”：对事件的起因、经过、结局的各说一种，难以辨别。比如抗战时期的宁武县城惨案，提起抗战，当地人没有一个不谈日军制造的大惨案，没有一个不为之心痛，许多一直在城中居住的，每谈到抗战时，没有一个不哭诉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个灾难性的事件太惨了，全城有一家不受其害。但是关于惨案的起因，大家的记忆却是不一样的。
        一位八十八岁的姚姓老者这样说：
        “日本军杀人的起因是，延庆寺这个大庙的钟很大，以现在的计量也有两吨重，那个钟一打，外面的阳方口也能听见，有时候风顺比阳方口也听得远（即阳方口以远也能听到。阳方口距宁武城十三公里）。打钟的是和尚佛教的人，每天要跟佛教祖师爷念经，一天三上殿，他们穿上和尚的衣服上殿，一打钟打鼓就念经。国共合作时，国民党的队伍和共产党的队
伍配合着，就和咱看小说上写的一样，趁天黑，他们对地形熟悉，从北门上进来，救了国民党的军队，准备抢一部分战略物资，把日军打击一下。结果晚上很顺利地进来了，赶到第二天天明，他们结果是吃亏，战略物资也没多抢出去，国共两家的兵也给损失了。敌人晚上发现情况藏起来了，第二天天明后，敌人在鼓楼上架起机枪，中国军队却退也不好退。结果那次摸营摸的不大顺利，营长在第二天被敌人打死了。大屠杀是不分男女老幼，不管哪里，野地里路上看见了就拿枪打你，面对面给碰上了，拿刺刀挑你。”
         一位老者回忆：“日本鬼子杀人，是因为八路军想乘日军刚住下情况比较混乱，到延庆寺（鬼子在那儿藏军火）偷鬼子的军火。往进走的时候，他们顺利地进来了，并且在夜间把军火偷上了。晚上他们从城墙上往外递武器时候，被鬼子发现了，当时鬼子只是放了些枪，也没什么。第二天上午，鬼子把城里的居民召集到学校操场，说是开会。等到人们去了，鬼子就架起机枪向人们扫射，然后又挨家挨户的进行杀人，抓偷武器的人。”
        类似以上说法，还有许多。我们暂且不考虑他们的真实性与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不是事件的参与者，对这件事情又都很关心。同样一个热点事件，为什么会有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解释？这与历史社会环境有关。首先，大家 肯定偷日军武器的积极正面作用，把日军看成与我们完全对立的一面，偷了他们的武器就是帮助了我们，是应该的，日军因此而杀害民众是极其不人道的。但对偷武器的方式，民众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一种认识强调以救同盟军———国民党军队为主，偷鬼子的武器是捎带、从属的，肯定了八路军对统一战线的维护作用；另一种认识则强调了八路军抗日的积极性，但对他们采取的措施有看法，流露出对冒险方式的不满。我们可以看出，民众对这次惨案的评价，既有从道义上的认识，如杀人不人道，也有从理性分析上的评判，如对八路军行为的记忆。对热点问题的记忆尚且如此，其他问题就自不待言了。
        我们应该理解的是，由于个体在集体记忆里处于不同的位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叙事角度、利益取向和价值观触动着个体的记忆，即使是在第一手的口述史中，由于口述者叙事的出发点、兴趣、爱好等不同，使所讲述的事件可能包含着口述者对它的有意无意的改塑。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柏拉图. 斐多篇[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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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J]美国历史评论，第37 卷（2）.
[5]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6]（法）亨利·伯格森.材料与记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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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全福，等.忻口战役[Z].内部印刷，1 987.
[9]程歗.口述史三题———怎样采集和解读[J].河北学刊，2002（1）.

        （来源：《晋阳学刊》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