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春风:我对抗战口述史的理解
谢谢国平、张杰和逸平,让我今天有机会有大家一起做这个讲座。今天晚上,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我对抗战口述史的理解”。今天讲座的内容分为五部分,后面有个展望。
第一个问题,抗战口述史项目本身有极其特殊的性质。它与其他口述史既有共同点,也有许多不同点。
不同点表现在,第一,抗战口述史这个项目立意比较高,这其实是“为家国写信史,为民族争人格”。这样一个格调,没有奉献精神的人,大可以走开。
第二个特殊性表现在,抗战口述史,在今天21世纪,有抢救历史资料,从老兵口中获得人生宝贵经历的特殊性质。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从抗战胜利后,1946年至1966年,这是作抗战口述史的黄金时代。老兵大多还在,高阶军官还在。70年过去了,今天健在的老兵已经90岁高龄。这意味着他们在抗战结束时只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不可能是高级军官。他们对抗战的全局、部署不太熟悉。这就留下了永久的历史缺憾。
那么,抗战口述史没有在黄金时代展开,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可能存在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当年的观念问题。1950—1960年,中国大陆还没有从事口述史的理念。口述史是1948年在美国兴起的,五六十年代传到欧洲。到中国大陆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
第二,当时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不充分。今天进行录音、录像,有比较便捷的条件,这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结果。当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历史状况,推测当年的状况。
第三,众所周知,当年的社会气氛还不适于展开抗战口述史调查。我现在负责的是张连红教授“抗战老战士”口述史这个项目的国军这一块。当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口述史调查也很重要,由我们其他老师来承担。我今天主要说的是国军方面的抗战老兵。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对抗战老兵展开口述调查。如果他参加了内战,这就又有了政治上的身份不便之处。如果在内战之前,解甲归田,还算是“参加了片面抗战,没有参加全面抗战”。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往事不可追。过去已经过去,我们也不能抱怨。只能与时间赛跑,争取将硕果仅存的几万代表性的老兵的抗战经历采集下来,留给我们的时代和后人。
这是老兵口述史的特殊性所在。
第二方面,我想向大家汇报,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是今天学院派学者和非学院派人士(民间学者)最好的联接方式之一。
我在报告前在中国知网做了检索,用“口述史”为检索词进行检索,一共有517篇文章,其中2000年前发表的,一共14篇,其后503篇。以“口述历史”为检索词进行检索,一共有533篇文章,2000年前17篇,2000年后516篇。从这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学院派学者大规模参与口述史调查是在2000年以后。参加的时间是比较晚的,这是非常客观的历史情况。
率先进入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的是民间学者。在学院派学者投入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一批先知先觉者,从民间开始,投入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比如方军、崔永元、戈叔亚、余戈、薛刚、孙春龙、郭晓明、萨苏、赖子。有些老师已经来我们这个群做过讲座。他们远远比学院派学者投入的早。检索中,我还发现有一位90后年轻人叫周渝的,也参与了抗战史调查,可见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方兴未艾,后继有人。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局面。
2004年12月,中华口述史学会在扬州大学成立以后,学院派学者也投入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学院派学者不但参与了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也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口述史调查。我大致做了些检索,也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我有一个说明,我这里提到的学者,是以我学力、目力所及,不是我提到的就重要,未提及的不重要,可能我有挂一漏万之处,请大家原谅。
学院派学者投入口述史,比较早的进行口述史理论探讨的有,熊月之、曹幸穗、程啸、程中原、徐国利、钱茂伟、梁景和等。这些在学界非常有成就的老师,也投入了口述史,他们在理论方面也做了一系列探讨。
这些年来,大批学者投入到口述史调查,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他们不单在理论进行探索,在实践上也硕果累累,值得注意。据我目力所及,这些学者有左玉和、周新国、李卫民、徐有威、李继锋、杨祥银、定宜庄、刘小萌、金光耀、钱茂伟、武黎嵩等。
在抗战口述史调查大范畴之内,在沦陷区调查当中,东北的齐红深先生对伪满教育口述史进行了调查,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这都是学界所取得的成果。
刚才我和大家说,从中国知网以“口述史”和“口述历史”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在2000年占的数量很少,而且2000年以前的论文多是对西方理论的介绍,2000年前其实是中国学者将西方理论引入、启蒙的阶段。2000年后,尤其2004年后,近10年来,中国抗战口述史逐渐走向兴旺发达的局面。
各位朋友可能有疑问,为什么民间学者率先进入口述史调查?为什么民间学者远早于学院派学者,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学界对这个时间差有个解释。据我个人研究历程来判断,其原因是不难发现的,这也是制约今后学院派学者投入口述史调查的瓶颈之一,其最主要原因是——学术评价体制的限制。我们知道学院派学者学术成果产出的主要形式是著作和论文,尤其是高水准论文。在这种体制下,绝大多数学者都投入到了对现有文献解读中去。在这个评价体制压力下,学院派学者很难全身心投入口述史调查中。
如果从其他方面原因看,以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推测的话,从1979年改革开放、1985年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为契机,长期受到禁锢的学术界发现,我们对于抗战的解释有不周全之处。同时大量的史料出土涌现,我们不用走向田野、求助口碑,在连篇累牍的现有史料中解读历史,就已经够很多年使用了。我1997年到南京大学读书,当时对抗战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已经进入纵深阶段,但在我读书阶段,写作小论文、博士论文,乃至选题,感觉不困难。当时遍地都可以挖掘,可以找到新题目,与现在各方面学界都有所涉猎,不可同日而语。经过二三十年的史料挖掘,我们突然发现,在官方文书和现有资料中,其论述方式有缺憾,也就是鲜活的、人民的、来自社会底层、涉及我们喜怒哀乐的、铸成我们血泪的抗战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也就是经过二三十年挖掘后,中国史学界在探讨抗战战略的同时,抗战社会史也展开了。在这时期,我们发现猛然发现现有史料是不足的,我们要求助于民间,于是回到抗战老兵这儿来寻找资料也就是水到渠成了。
其实民间学者对抗战老兵口述史访谈的初衷不是那么功利化的。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随着思想解放,我们发现抗战老兵是在很长时期内受过委屈、被人忽略的。民间学者、爱心人士,首先投入到对老兵的关爱之中。换言之,民间学者对抗战老兵的口述史访谈是以对其身份的关爱、关注而切入的。这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
我们民间学者对抗战老兵的关爱逐渐转移到对他们身份、活动的科学描述、访谈和记录上来。这也是关爱老兵走向学术、走向正规的必要历史阶段。这也是非常好的,让人欣喜的历史阶段。
今天,在将近21世纪20年代这个时间里,学院派学者与民间关爱老兵人士、民间学者终于汇合了。这是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我们对老兵的态度是自关爱开始,继之以寻找资料,最终回归到关爱。这也是“否定之否定”、“肯定之肯定”的一个升华的历史阶段。
我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或者其他方面领域,民间学者和学院派学者的学术水准存在巨大差异的话,在抗战口述史研究方面,民间学者与学院学者,差异不大;民间学者对抗战历史的理解水平在有的地方可能还高于学院派学者。这也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是双方携手并进的良好基础。从这里,我也发自内心地感谢民间关爱老兵的人士和民间学者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在我们做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子课题时,一开始我有很大担心,从哪里找到这些老兵呢?项目展开后,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同志,吴先斌馆长、莫非、王元萍等,他们长期持之以恒地关爱抗战老兵,建立了密切联系,而且同全国的关爱老兵人士有着完整的网络。通过他们找到老兵,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里,我也要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是第二个问题,学院派与民间学者在抗战口述史领域达到了最好的联结。
第三方面,经过多年抗战史研究后,我发现抗战史存在三个环环相扣的层次。
第一层次是军事史,也叫战争史,其核心是战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的核心就是战争,只有胜利、只有坚持下来,才能谈其他。如果离开战争这个核心,我们的抗战研究就游离了目标和方向。其实近年学界也注意到了这方面问题。我们进行了三十年的抗战研究,固然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还存在着很大缺憾。去年杨奎松老师写的文章中批评,他发现很多文章写的不是战争史、军事史。其实这是个核心,离开了这个核心,谈不上其他问题。我们必须把国共双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争、战役、战斗、战略、战策、利弊得失,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这些年我们也发现一批年青学者成长起来,比如齐小林、叶铭、陈默、吴京昴等。这都是非常不错的年轻学者,直奔军事史而去。
军事史研究是抗战史的第一层次,最核心层次。如果直奔这个主题进行抗战口述史调查,在抗战已经结束70周年之久的今天,如果只就这个核心调查的话,可能我们的收获无几。因为重要军官已经凋零。毕竟现在老兵当时还年轻,向他们访谈军事史,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层面了。
在进行抢救式调查的今天,既然军事史调查存在它不可弥补的缺陷,那么我们进行调查就扩而大之,或者说调查抗战的第二个层面抗战生活史。我们所进行调查的就是抗战老兵在抗战时期,他们入伍、从军、军事训练、战役、日常生活、复员,乃至于他们参军前基本家庭情况、个人情况,以及内战期间,共和国建立后的沉浮、喜怒哀乐、人生经历,这就构成了第二个层次抗战生活史。扩大到这个层面讲,我们对抗战老兵的访谈就有鲜活的、丰满的、比较充实的内容了。
我们进行抗战访谈,尤其是21世纪,是人民的历史深入人心的时刻,我们进行这种访谈就有它的必有之义了。
第三个层次。从1931年的局部抗战到1937年开始的全面抗战,中国民众的生活大大不同于战前。我们研究时发现民国时的许多人物,不一定读了万卷书,而是行了万里路。这个万里路不是游山玩水,不是闲情逸致,而是在敌锋所向之下,不甘当亡国奴而颠沛流离的历史。于是抗战生活史就更加扩而大之了。我们所要访谈的,可能是在那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重要不重要呢?非常重要。我举个例子。有句话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几年,华南师大左双文老师有一篇文章,探讨到其实在抗战时期,大多数人的生活,包括中高级公务员生活并不好,并没有紧吃的资本。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话,为什么到今天流传甚广?其实这都是历史学该探讨的。其所产生的背景绝不单纯。在我们的口述史实践中,抗战史研究的这三个层次,是不是都能落实到口述史访谈当中呢?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现在访谈的是第二个层次,抗战军事生活史。也就是围绕着抗战官兵,对他们的生活进行的访谈。因为第三个层次,涉及的范围实在太广泛了。以我们现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达不到第三个层次。达到第二个层次也是对书斋式路径的一个突破,这也是一个进步。
这是我给大家汇报的第三个问题,抗战史研究,乃至抗战口述史面对的三个层面。
第四个问题,谈下抗战口述史从事者的素质要求。
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抗战口述史调查呢?是不是找到一个抗战老兵,拿着纸笔,最多加一个手机,录音,我们进行访谈,记录完整理就万事大吉呢?这显然是不行的。如果这样进行下去,会产生惨不忍睹的抗战口述史资料。
基本素质的第一个要求,抗战口述史访谈者应该具有比较高的抗战知识水平。不能对抗战史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我非常担心同学在做口述史调查时没有多少知识储备,就满腔热情地投入进去。其实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有大学教师、博士等,带领大家做口述史调查,能起引导的作用。
其实抗战口述史调查对访谈者的素质要求,前面杨祥银、薛刚、郭晓明等几位老师都提到要有案头著作。我们要看抗战通史、抗战军事史、乃至具体部队方面的著作。通史方面,我举些例子,军科院《中国抗日战争史》、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和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军事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也可以看些更加细致的军事著作,如《抗战时期的国民党部队》。
我们要将抗战老兵纳入具体部队番号序列关系网之中,这样我们才可以确定知道抗战老兵说的是不是事实,记忆有没有重大偏差。
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比如军事学、武器学。回顾一下抗战史研究历史就发现,之所以学院派学者长期没有投入抗战口述史,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对军事史不了解。如果我们要进行抗战史访谈研究,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欠缺必须弥补,我们要对抗战史有着深刻的了解。凭着满腔热情、一张白纸投入抗战史调查,肯定是不行的。
第二,要具有沟通能力和亲和力。要具有短时间拉近沟通的能力。比较内向、或者自信心太强,是不适宜做抗战史访谈工作的。
第三,说起来让大家哑然失笑的,有个比较好的体力。我们这个活动是知行合一的活动,不是书斋翻书本的工作。去年七月份,我和莫非、叶铭一起访谈时,是最热的天,那种煎熬是热在脸上,苦在心里,没有好的体力和耐力,这个工作还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只凭着一腔热情,其他都不顾。
希望大家在比较好的案头工作的基础上,再做访谈。我想这是对工作者一个基本的素质要求,不是非常过高的要求。但要达到这个要求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看到一些资料拿出来,之所以水平参差不齐,这与访谈者知识水平和访谈能力是密不可分的。
第五方面,我也不能免俗的谈一下,抗战口述访谈须要注重的事项。
其他老师谈过的内容,我尽量略去或回避。我们从专业眼光看希望得到的访谈资料具体是什么?我谈一下这方面的认识。许多老师提到须要有个访谈提纲。现在项目有访谈模本,但我觉得只有访谈模本是不够的。每个老兵都有具体的个人经历,我们还需要对照每位抗战老兵,有因地致宜地制订出来的个人化的访谈提纲。但与其他方面不同的是,这个访谈提纲,我们很难让老兵他们先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老兵年纪都比较大了,可能没条件让他逐句细看。
前面几年老师提到,在访谈之前,要有充分的案卷工作。可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最好事先穷尽老兵的一切资料。这点我完全同意。
我还发现这些老兵很难保留有第一手资料,如照片、手稿等一手资料。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有老兵保留下来的抗战史资料,是从美国等其他地方复制过来的资料。他们的许多资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都毁掉了,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有些老兵比较有时间的,确实写有回忆资料。我们提取这些回忆资料是完全可能的。可能需要细致的沟通。我们可想而知,有些资料可能涉及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事者不想得罪人。
至于具体检索方式,我记得杨老师有比较细的说明,总言之,大家要善用数据库,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比的不是过目不忘的能力,而是快速在数据库中提取有效资料的能力。
访谈过程中,小组搭配也是比较重要的。有主问者、摄像者、照像者,最好有两位记录者。一位记录者可能还是不够。前面许多老师已经提到,后期的资料整理是一个非常麻烦、头痛、工作量非常大的活动。如果有两位记录者,现场记录,回去之后再由提问老师进行校对过目,可能效率就能提高很多。这是个工作量非常大的活动。我们热切盼望有更多同学参与其中,把这个记录活动作好。
其实还有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口音方言问题。中国方言差距之大,可能比学英语差距还大。我这个北方人听南方语言,如听鸟语,如听天书。老兵可能来自天南地北,热切希望有各地同学参与其中,接力式地把这个工作做好。
真伪问题。这也是进行抗战口述史调查不能回避的问题。我认为假的调查史料没有学术价值,没有传播的必要,这样的访谈实在没有进行的必要。这和个人生活态度有关系。前面有的老师也提到,委屈了大半辈子,我夸大其辞两句有什么不可呢。但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是不可的。人的记忆也是可能会出错的。如蒋介石将陈德征扣留和释放的准确时间,他身边的人的回忆没有一个是正确的。用当年《申报》、《大公报》一校,他们错的很离谱。也就是说,记忆错误可以原谅,主动造假不能接受。
我们怎么知道老兵的话是假的?其实实在的、比较恰当的、不卖弄的让老兵知道你的抗战史知识非常的丰富,你对他的个人履历非常了解,你对他所在部队的番号、具体作战、它的许多细节,你了解的非常清楚,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许多比较愿意夸大其词的老兵也就不敢这么讲了。
我明显感觉到,一说是大学的老师带队领着研究生同学来进行访谈时,老兵的说法就非常客观了。绝大多数的老兵说法是很客观,非常谦虚。比较吹嘘的是极少的,但也是不可忽略的。在此也提醒新闻界的朋友,不要存在猎奇心理。
不真实的抗战口述史调查,对我们抗战口述史事业的伤害是巨大的。访谈者的主导作用,其知识面、对局面的掌控能力是关乎口述史调查成败的重要因素。对于老兵的记忆错误,我们不要苛责,可以在后期做注。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我们做抗战口述史干什么?我在开始说过,是为家国写信史,为民族争人格。从这点上讲,对我们的道德情操、人格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经常反问自己,做这些干什么?我们要拿出合格的资料向项目、向社会、向后世的历史做交待。而老兵愿不愿意谈呢?我们接触到的,可能莫非前期联系工作做得非常好,绝大多数老兵是愿意接受访谈的。从人性角度讲,我们哪个人愿意自己埋没于滚滚红尘中呢!为历史留声,为人生留名,这是人之常情。老兵日渐凋零,他们所怕的不是凋零,而只是遗忘。从这点讲,我们对他们的访谈,最后又回到关爱。我们对他们访谈是对他们人生非常好的肯定,这也是我们访谈者受教育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和其他口述史阶段一样,抗战口述史访谈也分成三段,即访谈前的准备、访谈工作、访谈后的整理和传播。资料整理,我个人认为是原汁原味的整理,有什么整理什么。如果有问题可以向老兵回访,也可以婉言地、不生硬地指出叙述的错误,请求他们再次叙述更正。这是需要技巧,不能生硬的。有什么就记录什么。我们引导的问题,他们回答什么,我们呈现给读者什么。今天条件好了,有了视频,我们还要呈现肢体语言、动作。这是一个立体式的访谈工作。
将来出版时,是不是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呢?我想可能做不到,原因众所周知。但资料要保存好,等我们到不敏感这段历史时,再拿出来,也是对历史一个交待。
除了这五方面问题外,我对口述史还是有期许的。
众所周知,现在不是抗战口述史调查的黄金时代,而是抢救性访谈,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的赎罪,也是我们欠下的孽冤。总有一天,老兵会凋零。历史规律无法抗拒,长江前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我想,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可能持续的时间也就是今后五年?十年?总有一天这个访谈会结束的!是不是从此以后,我们的口述史调查就结束了呢?我想肯定不是这样子。其实从抗战结束至今天,我们中国现当代史是多么的波澜壮阔、血泪交织,多么需要我们总结啊!有许多问题,还有进行口述史访谈的必要和义务。
那么在今后,我们访谈什么呢?我个人非常不赞成访谈鸡毛蒜皮的事情。这个可以访谈自己的父母开始试手。但是我们有限的生命还是要投入到最重要的口述史访谈当中。我个人提出四个口述史访谈选题的原则:
一、急迫原则。以时间急迫与否为准则。离我们今天最远的时段,或者老人最容易凋零的时段,是我们最值得访谈的内容。从1949到1955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事件,是进行访谈的当务之急,是结束抗战口述史调查之后,最应该访谈的内容。老人头脑中的记忆是不可再生资料,是一个民族宝贵的财富。我们历史工作者、爱好者,完全有责任将即将消失的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访谈出来。
二、因地致宜原则。东北的你可能不能跑西南去访谈,西北也不可能到东南访谈。除了知识、体力、沟通能力以外,还有些客观条件,人力、物力和财力。抗战口述史需要出差、食宿、需要时间成本,我们最好从身边,从自己的家乡,由近及远做起。
三、文献不足原则。我们的访谈优先选的是那些文献不足征,文献不能征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我们需要急切访谈的对象、内容和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些重要历史事件,文献是不足的,有些是本身文献缺乏;有些是文献客观上存在,但我们无法接触,或可见的未来无法接触到的。这些课题也是我们需要访谈为历史留下证据的。我在长春学习、工作十三年。我知道这个城市有许多不同寻常的历史,应该记录下来。
四、争议原则。现在存在巨大争议的历史事件,或者会给后世留下麻烦和争论的,趁着当事人还在,我们有条件的话,也要进行访谈,为历史留下宝贵的资料。
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时间,对抗战口述史进行,谈了一些个人感受,实在谈不上深刻。也谈了我盼望口述史爱好者调查的方向。我集中的汇报到此完毕。
以下内容为听众提问互动环节:
问:请问一下齐老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相关知识储备才能进行访谈?
答:谢谢张熙。需要两方面知识。一是军事史、兵器学方面知识;另一方面是抗战史方面知识。抗战史又包括宏观和微观双方面。也就是将老兵的活动纳入抗战大脉络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老兵进行定位,知道他所讲是与历史是否吻合。
问:做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对象很重要,士兵和军官具体不同的经历与思维,在对象选择上,我们如何根据不同的对象,做到采访侧重点的不同,但又不失主题方向,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情形
答:志勇好。你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确实官兵接触的方面不太一样。对军官的访谈侧重指挥和管理,对士兵侧重于日常生活。
问:我就是对军事史太不了解,所以一直难以实践。答:如果不太了解,就恶补这方面知识。进行突击,日积月累之后,肯定会有一个跃升的。
问:抗战老兵大概还有多少呀?
答:先回答王雪峰同学抗战老兵还有多少的问题。比较宽的标准,全国抗战老兵可能还有五万人左右。
问:抗战老兵的出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搜集点,但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会刻意回避这个,那我做调查时,如何能把这方面做的更好一点呢,或者用什么方式更容易打开老兵的心?
答:先回答高志勇的问题。我们在访谈中抗战老兵还是愿意说。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其实可以不那么急功近利,可以迂回,先交朋友,对方打开心之后,再访谈。也就是说我们的沟通能力和亲和力是非常重要的。
问:齐老师,我想问一下。您通过访问和整理。在抗战初期和相持阶段,国军与日军、国军与共军,他们与两者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变化?
答:一般抗战初期,国军与日军是敌对关系,国军与共军是友好关系。随着战争长久化,各方之间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体变化是日军与国军和共军的敌对关系没有变化。在解读史料和老兵访谈中我们都有些发现。
问:齐老师您好,请问齐老师,我在采访老兵过程中感觉到一些老兵家属的回忆也有一定的价值,比如我参与采访的一位敌后游击军的老兵的子女就和我们回忆了他们一家在六七十年代的一些遭遇和他们当时对自己父亲的看法。请问我们在走访老兵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将老兵的家属也纳入采访范围,作为口述史的成果。谢谢!
答:以抗战老兵人生经历为核心,可以允许老兵子女等家属插话。可以想见他们的子女不可能是抗战亲历者,但他们是自己父亲在共和国时期遭遇的良好见证人。这是做为一个抗战老兵访谈的副产品,进行交流和记录也是可以和必要的。
问:学生指的是比如土匪,盗匪出身这一部分抗战老兵,我想着就这一部分群体如何走进抗战队伍中来,受什么因素刺激他们加入抗战队伍,做一个量化的分析!
答:要进行量化分析这实在是太难了,样本选择很困难。现在进入老年的老年,我们能访谈多少呢?你刚才提到这些不愿意提出身,其实他们不愿意提,我们也能知道八九不离十的。如果有回避,是伪军当中的,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你跟他有了比较深入了解。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告诉他对名誉不造成损失,他比较信任你之后,会告诉你。需要耐心和方法。
问:老师好,想问下老兵南北分部差异问题,还有东北抗联是否有口述史工作的关注?谢谢。
答:东北抗联有人在做研究,南北差异肯定是存在的。军装的厚薄也有差别。家庭出身都有细微的差别。这些在访谈中都能总结出来。
问:我是想问是不是北方各省健在老兵相对较少,南方几个省老兵相对多一些呢,谢谢。
答:未沦陷几省,他们的数量是最多的。从这个意义上,四川、两广、两湖的老兵是比较多的,剩下的半壁江山就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有效的征兵只能是从他控制的半壁江山了。抗战时期兵役的大致数字是知道,整个八年抗战,国民政府征兵一共一千四百万,路上折损两百万,即一共一千两百万走上战场。至于各省兵员数据,在何应钦的《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一书的附录中有记载。关于抗战中的数据我推荐一本书,《抗日战争时期重要数据统计集》。在我们访谈中发现,安徽藉的老兵特别多,安徽人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问:国共军队比例?
范国平:田玄老师研究,国军正规军巅峰650万。共产党正规军加地方部队,加民兵,是265万。
答:武器方面有差异。伙食也有差异。一天只吃两顿饭,少数有些三顿。少菜少油,食物品种也有差别。这和兵种没什么关系,和投入的部队有关系。
问:齐老师,因为我在做口述史访谈中,因为老兵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问题,在访谈中问到部队和战争发生的位置的时候,很难得到正确的答案。关于这个问题我能可以在当地方志或者战争记载中,来确定他的部队和发生的战争吗?
答:可以利于中日战报等。
问:齐老师好,请问您在做口述史采访的时候,老兵的抗战经历是不是一定是重点,占了绝大部分比例,老兵抗战之后的一些经历是不是就不是重点了?
答:只要老兵愿意讲,我们都愿意听,都愿意记。因为七十年过去,让老兵只回忆抗战八年,时间一点不差,确实是强人所难。我们在事先做好案卷工作,尽量引导他们回忆抗战历史的同时,他们一生的经历,包括参军前的经历,我们也做了记录。也不能说不是重要。这些都是国宝。他们的所有经历,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问: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老兵的抗战经历比较单薄(参加较晚或参战不多),但是后来的经历特别丰富,这样的样本您怎样进行操作呢?
答:个别也存在,比如参军比较晚,或者参军比较早,但一直在军校读书。有的被选到海外读书,一生没有上战场。其实中美军事合作和其他方面的内容也很重要。当然有主次,但后面的人生经历也采集,也能从老兵抗战后的经历,看出我国对国军抗战的看法。这也是很好的内容。
(齐春风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主任)
(以上内容为近代中国讲座群(598145447)网络讲座,感谢南阳师范学院韩振坤提供文字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