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口述史学是搜集、保存和传播口述史料, 以口述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口述史学具有主体性、综合性、社会性、民主性的特征, 开创了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模式, 对于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增强历史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可读性、减轻历史研究的学院气息功不可没。援引口述史方法研究中共历史对党史学科自身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迄今为止的中共历史研究和关涉中共历史的研究中, 业已有了不少口述历史成果, 但要做和可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 关键词] 口述史学 中共历史研究 借鉴意义

        口述史学是搜集、保存和传播口述史料, 以口述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本文意在分析口述史学的特征, 进而阐述援引口述史方法研究中共历史对党史学科自身发展的意义, 并对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口述历史成果作简单述评。

一
        一般认为, 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其地位是随着“ 总体史观”和“新社会史”模式的兴起而于20 世纪中叶得以确立的。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一份报告认为:“口述历史是在1948 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
        同时, 口述史学在一定意义上也被视作中外历史上悠久的口述传统的复归与重构。口述史学之所以能够确立其在学术领域的地位, 自有其特性。口述史学的特性, 首先在于其体现出的主体性。这可以从口述者和口述史家两个角度来看。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一位历史的创造者,对他如何创造历史的自述, 其史料价值显然不是其他任何间接材料所能取代的。口述者是历史事件的局中人, 他们最有可能提供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其发生的幕后原因。从这种意义上说, 口述历史具有唯一性。当然, 历史在口述者的记忆中, 由于时间、情感、立场等因素的影响,会发生磨平、削尖或扭曲的现象, 我们并不因此而否定口述历史存在的必要性, 相反, 这正是口述史家的主体性可以突显的地方。在进行一个口述历史项目的时候, 口述史家不是完全被动的, 他可以通过研究背景资料、选择访谈对象、制订访谈计划等工作体现其作为史学工作者的主动性。在访谈过程中, 访谈者有责任要求口述者, 或者说受访者, 就与其他材料相龃龉的口述内容解疑, 也可根据访谈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动修正访谈计划。对于业已形成的口述史料,治史者和读史者———不论他是个人、团体, 还是阶级———均有权并有必要进行甄别取舍。简言之, 口述史学的主体性, 在口述史料的形成和利用阶段均得到全面体现。这种主体性的发挥,常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功效。“中规中矩的口述历史有助于诠释和注解书写材料, 而能为难以判断的含糊内容和事件找出其中的意义来。精于思索的参与者和眼光独到的见证者所共同完成的访谈, 更能启发研究者一些想都不能想到的新观念和探索方向。访谈可以探索出`小团体' 的特殊用语;解读字里行间某些非圈内研究者无法了解的涵义。” 
        其次, 口述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研究所涉范围之广, 是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所不能及的。目前, 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灾难史、科学史、军事史、劳工史、妇女史、家族史等史学研究领域, 口述史方法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 而且在一些领域, 如社会史、灾难史、劳工史等方面的研究, 开展得非常活跃。究其原因, 一是因为在搜集资料方面, 口述史方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不仅可以弥补史料缺乏、狭隘之遗憾, 还可以在其他史料通常所能全部或部分提供的历史事件中的人(Who)、事(What)、时(When)、地(Where)等要素之外, 于为何(Why)和如何(How)方面提供更为丰富的见解和内涵。口述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之多,也是令人瞩目的。口述史学从社会学、心理学和诠释学等学科吸纳了田野调查、心理分析、比较分析、语义语法分析等研究方法。这一方面要求史学工作者具有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更阔达的学术胸襟, 另一方面也促进史学领域之外的研究者将关注点和研究方向转向历史研究,繁荣学术。口述历史成果的应用方面, 也可以体现出口述史学的综合性。在传统的史学功能之外, 口述史学在国外还被赋予辅助医学治疗、整合社会资本等功能。口述史学还在“写”历史和“读” 历史的模式之外, 开创了“听” 历史和“看”历史的模式。
        第三, 口述史学具有社会性的特征。口述史学的观点认为群众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主张与历史创造者直接接触, “从下而上看历史” , 从而使历史研究向社会完全开放, 又完全以社会为基础。口述历史的倡导者们认为,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 各类群体的人的生活经验一旦能够被作为历史的原始资料来利用, 史学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维度。口述史学一反以往许多历史学家“把历史与现实结合就是表达官方观点”的片面理解, 强调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口述史却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 证据还可以从下等人, 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 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 可以说,口述历史对作为总体的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较彻底的认识。同时, 它对大多数既存形式的史学来说, 意味着关注重点的某种转变。口述史学将历史人格化, 不仅仅是记载大众的历史, 还将大众理解的历史及其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历史由此呈现出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贴近了大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讨好大众。口述史学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们对社会的态度, 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通过访谈, 我们可以走进受访者的内心世界, 理解他们的思想, 以及产生某些想法的原因。与社会性特征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特性, 是口述史学所能体现的民主性。口述史学的发展打破了专业历史研究的框框。口述史学不仅主张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而且认为群众应该成为历史研究过程的参与者, 这就突破了只有专业人员才能从事历史研究的狭隘认识。而且, 口述史学也改变了专业研究人员之间的结构。有道是:“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运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的学术权威不再是不可超越的。J.托什如是说, 口述史作为“一种更可取的民主方法” ,“ 是对学术界少数上层人士垄断的挑战。普通人民不仅应在历史中得到地位, 而且应在提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历史知识方面扮演主动的角色。” P .汤普逊也认为:“ 它还能够破除师生之间、代际之间、教育结构和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此外, 在历史写作过程中, 无论借助书籍、博物馆还是广播电影, 它都能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 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录音机可以使普通人的言语———例如他们的叙事技巧———首次得到真正的理解。… …不论是课题工作, 还是把直接引语变成书面历史的工作, 口述史学家能够做到最重要的社会贡献, 就是让普通人树立对自己言语的信心。” 口述史学把人民创造的历史还给了人民, 使参与口述历史项目的民众得以重塑自信与自尊。

二
        口述史学的上述特性, 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为了加强中共历史学的学术性, 党史研究者也在对中共历史的研究中引入了口述史方法。作为以党史研究为学术旨趣的史学工作者, 笔者认为口述史学对党史研究大有借鉴意义, 在党史研究中援引口述史方法, 至少对推动党史研究的繁荣具有如下作用:
        首先, 借鉴口述史学有助于党史研究找到新的视角, 可以有力地促进党史研究。口述史学是主张“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的, 而目前的党史研究可以说是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 主要是“自上而下地看历史” 。以往的党史研究, 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史、军事斗争史、党的建设史和思想史等领域, 还有就是党的领袖的生平与思想研究。对于普通党员群众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人民对党的认识的转变以及对党的政策的反应, 党所领导的经济建设等方面, 则着力较少。党史研究, 应该突出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作用。具体而言, 就是应该研究人民群众, 研究党的队伍中的“小人物” , 即下层党员和干部, 应该研究与共产党合作过的人的活动。不如此, 不足以体现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不足以通过党史研究来还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 研究党史而不研究人民的历史, 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只有引入“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的视角, 对人民群众的研究才可能展开, 才可以使党史研究改变“英雄史”现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包括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在内的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全面的斗争, 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 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迁, 给中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事业, 深刻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同时又体现着人民的首创精神。而以往的党史研究对这些方面的关注是不够的。党史学家张静如曾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 而且组织编写了《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等书, 这是转换党史研究范式的一次有益尝试。而口述史学恰恰是在“总体史”和“新社会史”勃兴的背景下兴起的, 对于社会史当然也就倾注了更多的热情,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其次, 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 可以为党史研究搜集必要的资料, 使党史研究的基础更坚实, 也使党史研究更具学术性。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其80余年发展壮大的历程中, 可谓是命运多舛。有关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工作, 要么是出于秘密工作的需要而根本没有保存文献资料, 要么是在转战各地的过程中将资料散失, 要么由于一些参加工作的党员的文化素质比较低而没有能力留下文献资料,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因此, 历史留给我们的资料相对于党史本来的丰富程度来说是有限的。口述历史在重现过去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加之出于政治需要,或档案管理制度的限制, 文献资料不可能做到巨细无遗, 也不太可能完全公开档案, 至少目前不可能。这种情况就迫使研究者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取材料。这又是一个口述史学可以大展手脚的领域。此外, 在运作一项口述历史计划时, 特别是利用口述史料写作口述历史的时候, 需要研究者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这就一方面要求原来的党史研究者提高自身素质, 拓宽学术视野, 另一方面吸引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党史研究的队伍, 将其熟知的学科方法充实到党史研究方法中来。这些无疑都有助于增强党史研究的学术性。
        第三, 引入口述历史研究方法, 可以使党史研究更接近民众, 使之社会化, 民主化。群众不仅应该是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的参与者, 也应该成为党史研究的参与者。党史研究也有一个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 要突破学院式研究的窠臼, 走向社会。这既要求党史研究者与普通民众保持密切联系, 注意研究人民对党所领导的事业的贡献, 也要求从社会中吸收对党史研究有兴趣却被隔离在党史研究的圈子之外的人加入党史研究的队伍, 给党史研究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党史研究不只是有资政的功能, 还担负着育人的功能。如果党史研究的成果只是为专业研究者所能读懂, 而普通群众却对其望而却步, 这就会在前文所涉及的群众从党史中退隐的弊病之外, 又迫使群众从党史研究成果的读者群中退出, 造成党史研究的严重功能缺失。口述史学, 不仅注意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 而且要求写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历史, 写人们可以“看”和“听”的历史, 使得历史更具亲和力, 足以重新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从党史研究的角度看, 口述历史的这一功能也是具备的。

三
        事实上, 迄今为止的党史研究, 以及一些与党史研究关系密切的研究领域, 如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 研究者们已经运用了口述史方法, 为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活的历史做了有益的尝试。这种学术努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为明显。下面试做一简单述评。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是在20 世纪40 年代末才产生的, 但笔者以为, 1937 年11 月由上海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黎明书局经售的《毛泽东自传》单行本, 除了因当时条件所限没有录音资料存世外, 其余各要素却是符合最严格的口述历史的要求的。该书的内容是记录的毛泽东向斯诺口述的生平事迹, 相关内容是依据“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 由黄华译成中文, 经毛泽东仔细审阅后作了少数修改, 交黄华照改后退给斯诺” 的材料写成的, 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宝贵资料。1938 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及其后出版的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等著作, 称之为口述历史著作当不会损害口述史学的要义。正如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文版序言中所言, “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 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 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 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讲话,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 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 从这些对话里面, 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 那种力量, 那种欲望, 那种热情。———凡是这些, 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斯诺的这段话, 一方面是为了说明称此类书为口述历史著作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也用来证明在党史研究中引入口述史方法的功用———重塑活的历史。
        1949 年以后, 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 积极地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潮之中。在新形势下, 如何更为科学和理智地看待过去的历史, 如何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成为新中国政府, 以及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界的重大任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 以不同的方法探索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轨迹。研究历史当然需要史料, 但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很多事件大部分见之于官方记载, 尤其在清政府统治时期, 比如有关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显然这种记载带有强烈的偏见和歧视色彩, 对于研究历史来说是不合适的。
        因而, 怎样挖掘新的历史资料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项目纷纷利用了国际同行所指的“口述史方法” , 而在中国则称之为“实地调查” 。这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比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等等。这些事件发生地的当地政府和研究机构, 尤其是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等, 纷纷组织力量深入实地收集“口述资料” 。如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现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前身)就曾经组织在江苏全省范围内进行了“辛亥革命在江苏”的专题调查, 访谈了许多在那个时期的亲身经历者, 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又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与上海市工人运动资料委员会长期合作, 通过组织科研人员到上海各大工厂和商店调查、访问, 召开座谈会, 积累了丰富的口述资料, 为研究上海工运和共产党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准备了宝贵的素材。
        “文革”前后, 毛泽东号召写村史、家史、厂史和战史, 写“四史”又和帮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 这必然要求做大量的收集口述资料的工作。很大程度上, 这样的口述历史过分突出政治, 突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新旧社会的简单对比, 忽视社会生活的内容。当然那时候也还还很少有使用录音机记录下访谈内容的。另外, 在了解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情况的过程中, 许多老红军和老干部被采访。《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丛书中就有很多利用访谈而得的资料所写成的内容。此外, 录音机记录下的国民党战败后, 国民党原高级官员、前资本家和下层社会成员的故事, 为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提供了不少材料。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组编的《党史人物传》, 关于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文集等著作中, 也有相当一部分篇章利用了口述史的成果。
        近年来, 口述史方法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相关出版物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无罪流放———66 位知识分子“五七” 干校告白》等。北京大学出版社则推出“口述自传丛书” , 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为传主, 试图以他们的口述经历提供一个反映历史的视角。此类著作对于研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很大的价值。现代社会史研究方面也有口述历史项目的开展, 如郭于华等从事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 , 就研究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农村改革等重要历史事件引起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变。这对于探讨党的政策的得失不可或缺。上个世纪90 年代, 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进行了“汪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的口述历史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也将口述史列为一项大型研究计划, 搜集口述史料, 并在其主办的《史林》杂志上从2000 年第3 期起开辟“口述史研究”专栏, 刊行一些有关解放前上海社会生活的口述历史。该所的另一个关于“上海新移民史”的口述历史项目, 也有助于对改革政策和城市化的研究。此外, 如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和朱敏的《我的父亲朱德》之类的著作, 则按唐德刚的说法, “虽然没有标榜口述历史, 而口述历史自在其中” 。辑录而成的《毛泽东自述》、《周恩来自述》、《邓小平谈邓小平》等, 大体亦可归入此类。至于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等由回忆者和写作班子共同完成的研究性回忆录, 则经过了写作班子的提问与加工, 有了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一种口述历史的成果。
        对于中国大陆早期的口述历史成果, 正如王芝芝所指出的, 大陆史学界在传统的口碑史料方面可说做得相当努力, 只不过受到政治环境的限制, 他们的口述历史成果旗帜鲜明, 在政治态度方面, 不是有所偏颇, 便是语多保留。此外方法上也比较简陋, 以笔录为主;少数有录音带的, 品质与保存也都不尽理想。布鲁斯·M.斯蒂文也对中国口述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病灶作出了相似的诊断, 认为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有两大缺陷:一是受到只注意革命史的局限;二是未能广泛地应用到社会学之中。这首先因为近代中国, 革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使得整个国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其次是中国口述史学仍处在实践的过程中, 还缺少理论基础。但是, 从上文所列举的一些社会史方面的口述历史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学术动态,即学界开始研究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历史、社会运动的历史;开始从社会的视角, 而不是从国家的视角和“伟大” 的要求来观察历史, 分析历史;开始用现代化模式等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化史、进程史。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口述历史项目, 所涉猎的不是党史研究的传统领域, 从事这些项目的也基本上不是专门的党史研究者。但这样的一种学术态势, 恰好暗合党史学界所倡导的从社会史角度、从现代化角度、从还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角度研究党史的理念。这佐证了党史研究中援引口述史方法的必要。中国大陆口述历史事业发展存在的大障碍是, 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们, 潜在的历史口述者们, 参与口述历史的意愿不强。口述历史工作者们的能力也有待更多实践的检验, 实际从事访谈的队伍还很小。
        口述历史方法在现代史和当代史方面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段历史离现在还比较近,当事人或目击者还有回忆的能力, 如果不抓紧时间的话, 这样的“活历史” 都将一去不复返。比如长征、遵义会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 、知青史、“文化大革命”史、改革史等等重大历史题材, 都是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很好选题。
        在党史学史的研究上, 口述历史也可以大有作为。现在, 许多著名的党史学家, 大多已步入古稀, 甚至耄耋之年, 他们见证了中共历史学发展壮大的几乎全过程, 其学识和修养, 对整个党史学界来说, 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组织青年党史工作者对这些学者们进行访谈, 记录他们的学术生涯, 无论是对促进党史学的发展, 还是对促进青年党史工作者的成长来说, 都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 口述史学自有其局限性, 它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记忆的可靠性问题, 换言之, 即口述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问题。口述史学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的, 力图通过访谈使历史创造者回忆起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依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进行历史重构才能反映历史真实,而记忆本身却可能是混乱的、不确切的, 它可能既包含着事实, 又包含着想象, 还可能有道听途说的成分。因此要充分理解一则口述资料的意义, 必须结合其他涉及有关人物、事件和背景的所有材料, 进行评估和筛选, 否则它的许多细节都不足为凭。口述史料必须与可能得到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相结合, 相互印证, 相互补充。此外, 还有一个将口述史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结合的问题, 也是需要研究的, 限于篇幅, 本文没有涉及。

       （来源：《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注释有删节）